中国种业崛起，要孵化一批中国特色“种业巨头”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芯片”

当前，面对世纪疫情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总要求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着眼国家战略需要，当前必须稳住农业基本盘，特别是粮食和油料要稳面积、稳产量，确保初级农产品供给不出问题。

粮食安全是经济稳定的基础，种子则是粮食安全的“芯片”。中国历来有重视粮食的传统，总体看粮食作物的种源自给是没有问题的。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完全用的是自主选育品种，杂交水稻亩产潜力更是突破1000公斤并保持国际领先。

但如果将目光进一步扩展，则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些作物和畜禽方面还面临着种源“卡脖子”问题。比如，国产大豆单位面积产量只能达到国外的60%左右，玉米、马铃薯、白羽肉鸡、生猪等品种外部依存度较高，不少蔬菜品种高度依赖进口。

这里面有的确实是种源研发能力不足，特别是畜禽种源与农业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但有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大豆，由于一些管制措施的存在，国产大豆的比较效益长期难以提升，导致过去一些年里大豆种植面积持续缩水。如今，国家已经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强化种业振兴的制度性供给

中国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通种业发展的制度性壁垒。

就说大豆的问题，主管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现在各地普遍在推行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种植。开始，很多人包括农民也对这一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对此，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先生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对技术细节进行了解释，他说“带状复合种植，不是一行玉米一行豆，现在试点试验的多数是两行玉米四行豆”。技术措施的改进对提高大豆播种面积有一定作用，但是在提高单产方面作用有限。如果不把大豆的单产提上去，农民在比较效益压力下很难有扩大种植面积的内生动力，用不了多久技术措施的边际效用就会见顶。

现在要提高大豆单产水平，必须推动生物育种及其产业化政策体系的整体变革。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上，技术性壁垒是次要矛盾，制度性壁垒才是主要矛盾。

去年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中央层面，出台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了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五大行动，明确了种业振兴的战略部署。具体方面，有关部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等四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其中细节内容繁杂，简言之核心目的是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及其产业化应用扫清障碍。

任何领域的制度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推动种业振兴要做到一手抓制度改革，一手抓公众引导，采取真正行之有效的方式打消公众疑虑。

     打造中国特色“种业巨头”

据《经济日报》4月12日的报道，中国作物育种论文量占到世界的20%，但真正由这些论文转化的突破性品种却不多；中国有世界最大的育种科研队伍，但大量财政投入却没有换回同等水平的产出；中国有7000多家种业企业，但加起来的年科研投入还不及德国拜耳公司的一半。

从世界经验看，种业振兴要靠种业企业的做大做强。在世界种业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合并浪潮，其中的一个基本轨迹是农化巨头（产业和渠道优势）与医药巨头（资本和科技优势）强强联合，通过并购重组形成种业巨头。在如今的世界种业格局中，基本上形成了陶氏+杜邦、拜耳+孟山都、中化+先正达 “三足鼎立”的局面。

种业和药品具有相似特征，即研发和法律成本奇高无比，原始投资大、研发周期长，要求的企业最小规模远大于其他行业，小企业只能望而却步。

三大种业巨头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近60%，市场集中度很高。反观国内，7000多家种业企业大多不成气候，前五家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2%左右。这一局面不改变，种业振兴恐怕无从谈起。

推动中国种业崛起，核心还是向市场化改革要动力，具体而言：

一是实质性改革品种审定制度和品种权保护制度，开前门、堵后门，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同时切实打击非法制种和非法种植。

二是让种业企业放开手脚自由搏击、优胜劣汰，孵化一批中国特色“种业巨头”。

三是除口粮作物的基础研发外，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大幅减少其他品种的公益性育种科技投入，将这部分经费用于优质企业的后期奖补，鼓励种业企业做大做强。

这是中国种业崛起的关键抉择，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文章来源|新京报